摘要：[18]就中国法治的发展现状而言，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正当化功能可以提供研究和思考合宪性审查问题的另一种分析框架。 ...
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以外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正式转隶到监察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侦查与监督的内在冲突，缓和了理论和实务界长期以来有关检察机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困惑。
[28]有的观点认为，应当从中央到地方设定垂直管理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与此同时，领导关系意味着，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理念、执法标准往往就是下级行政机关必须贯彻实施的行政政策，因此，作为领导机关的行政复议机关能够全面判断被申请复议机关的裁量行为是否合理和适度，不存在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那种局限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不同或许体现了法律修改过程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观点冲突。[44]张艺颉：《复议机关共同被告案件的审判困境及其化解》，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47-160页。在此项制度探索实践中，可以选择在环境行政领域率先试点公益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在行政救济体系中的制度优势是专业性强、程序简便、高效便民等，但其核心优势是行政复议机关基于行政科层体制所拥有的权限和基于业务指导所具有的专业能力。与此同时，复议机关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运用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以外的条理法规范，也即立法精神、立法目的、法律价值、法律原则、社会公德、当地习惯、行政惯例等广义的法律规范。
[40]章剑生：《关于行政复议维持决定情形下共同被告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45页。[7]王万华：《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完善研究——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43] 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死刑的替代性刑罚，这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也有重要的作用。
[42]因此，死刑的适用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是，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由于不断的受到丛林规则的过度影响，战胜对手成为一种高尚的追求，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甚至成为一种快感的刺激。白塔河：《中国癌症村地图是触目惊心的警示图》，《潮州日报》2013年2月25日。生命权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一存在。
应当通过树立尊重生命权的价值理念、逐步减少刑法上的死刑罪名。从刑法的未来发展看，一个国家即使保留死刑，其死刑罪名主要是暴力型的、有直接被害人的犯罪，而目前中国保留的46个罪名中，非暴力犯罪或者无直接被害人的犯罪罪名还占主要的比例。
毕竟，死刑不是解决重大的社会冲突的灵丹妙药。但是，在宪法中出现生命可以依法剥夺这样文字，仍然是一种阶段性的必不可少的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隐喻着国家的暴力，因此，为未来长久之计，我们更乐于另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6]［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41 页。[1]从反向来理解，这意味着个人不得被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组织非法剥夺生命，以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受非法威胁的权利。
事件及相关讨论可参见沈彬：《但愿不是又一个躲猫猫事件》，《湘声报》2009年12月25日。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实际中，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制度的调整，对法律治理生命权的不平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15]［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58页。所谓直接的生命权不平等，就是个人的生命权由于直接受到非法的侵害或者剥夺，从而与他人的生命权形成的不平等。
一个房屋，不管它多么小、多么破，都可以安顿一个奔走的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也将经济犯罪、职务上的犯罪、宗教犯罪、毒品犯罪、强奸犯罪等五种情况定性为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不应适用死刑的范围。
但这种存在却不时地被人类自己所忽略。人的本能有多种多样，简单的如饥食渴饮，但是，在人的所有本能中，求生的本能应该是最根本、最基础的。
宪法通过彰显生命价值为法律治理生命权不平等提供基本原则，宪法应该明文规定生命权并且强化实施机制。[50]刑讯逼供、牢头狱霸、超期羁押、深挖余罪是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的四大弊端，现行的《看守所条例》出台于1990年，距今已经24年。生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生命的存在与生命的质量，都需要一些与之密切联系的物质乃至精神的要素，而这些要素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已经和生命权一样，成为个人的一种权利。[45]2009年1月30日，24岁的李荞明因故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几天后受伤住院，4天后在医院死亡。放弃或结束生命，在现实中或许是社会对特殊状态下的个体的一种无奈选择的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但是能否在当前的中国上升为一种权利，我们对此持怀疑的态度。四是在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或生命不可侵犯的同时，强调废除死刑。
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走向文明的进步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充当社会的守夜人的职责，国家对社会越来越承担着诸多的积极义务。梁晶晶：《贵州坚决杜绝类似躲猫猫事件发生》，《法制生活报》2009年3月11日。
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对公民的生命权不仅要消极尊重自己不去侵犯,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保护。而对于社会，如果对他人生命权遭遇的侵害缺乏关切之心、悲怜之情，那么，社会的冷漠可能也会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权遭受伤害的可能。
[54] [印度] 阿格罗沃尔：《印度人权的司法保护》，转引自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在我国，虽然党和政府的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可见，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人享有其它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55]Grootboom v. Ostenberg Municipality and Others , 2000 (3) BCLR (C) , 289 C - D. [56]袁晓明：《在美国谁有权力决定做紧急手术》，《东方早报》2007年12月5日。医疗权，也可以叫做就医权，指个人处于疾病时，可以选择医疗机构并且得到其救治的权利，或者个人处于紧急状况时，有获得紧急救治的权利。[39] 因此，从履行国际义务的角度讲，应该尽快废除财产型死刑罪名。
但是，在现实的复杂多面的社会中，公共管理机关的公职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不当行使公共权力，甚至由于受私人利益的干扰、侵染，可能公器私用，非法行使公共权力。朱福惠、邵自红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欧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这也提示我们，生命权的神圣性，并不意味着生命权的内容是先在的、固有的，因为这对于解决尘世的复杂的生命权纠纷往往并无助益。[17]周虎城：《安元鼎黑监狱威胁长治久安》，《南方日报》2010年9月26日。
[22]谢雄伟、江伟松：《我国生命权制度的构建及其立法完善》，《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如何将更为现代、文明的治理观念引入中国政治运作的现实？我们认为，死刑的废除不失为一个观测问题的窗口。
为什么生命权的平等面临如此艰困的境地？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生命权不平等乃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平等。我们认为，生命权的内容不是一个先定性的、固定的范围，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可能有所演进的范围。第一，在立法层面，即刑法本身是否还有进一步消减死刑的空间？对此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由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高级法、母法地位，所以，许多国家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生命权这一人的最基本权利。
又如，某个公民，长期没有住所，而其又希望有一个最简单的住所，政府是否应该提供这样的最起码的住所，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近年来，人类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的影响到了人的生命健康，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公共问题。
如在国内即出现过多起由于家属不签字，医院拒绝手术从而病者死亡的事件，这间接的影响到了患者生命权的平等。在一些冲突场合，不仅个体的经营者会遭到一定的人身权乃至生命权的伤害，如果这些经营者家里还有特殊困难的老人或孩子的话，即使在冲突中经营者向执法或者管理人员说明这类情况，或者以各种卑微的方式求情，这些介入冲突的公职人员能否因为经营者的特殊家庭情况而妥善予以处理，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2] 生命权的主要内容又如何？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在学界仍有争议。与生命权有关系的几个宪法条款，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第三十三条）、人身自由条款（第三十七条）、公民人格尊严条款（第三十八条）、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条款（第四十五条），似乎表明我国宪法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对生命权进行了制度性保障，但这都不是对生命权制度的直接建构, 这与生命权制度的确立仍有一定差距。
